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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奚洁人:“一条大河”们为何传唱至今?因为有着跨越时空的“红色基因”

发布日期:2018-10-29 浏览次数: 字体:[ ]

作者:奚洁人

【编者按】“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还记得2016年发生在香港大学礼堂内的全场合唱《我的祖国》的场景吗?在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会长奚洁人教授看来,红色音乐文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感,作为一种文化积淀,具有现实意义,能够跨越时空。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以下是他在2018首届中国红色音乐文化论坛上的演讲


音乐,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它属于文化范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红色文化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关于红色音乐文化研究和教育的美学思考》,主要谈三点思考和认识。

 

红色文化的性质特征和社会功能

 

我们知道,红色音乐文化,在性质上属于红色文化、革命文化范畴。它们在概念的性质上具有种属关系。因此,弄懂了红色文化、革命文化,自然也就明白了红色音乐文化的基本性质。

 

“五四运动”是红色文化的历史起点。因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中国近代新文化划分为“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两个时期,并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所以,从发生学角度看,红色文化应该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新文化,其根本标志,就是毛泽东强调的,它“是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所领导”的文化,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范畴的新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被称作“红色思想”。李大钊同志曾于1918年豪迈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赤旗,就是代表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红旗。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就是红色文化传播和影响的结果。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就是作为红色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产物。因此,北京、上海是红色文化的发祥地。而中国的革命文化,一般是指党成立以后,我们党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中形成的文化,直至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形成的文化,后者也称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强调,“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里毛泽东阐明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三个要素:文化的领导力量——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所领导的;文化的主体属性——群众性,即人民大众的文化,是民族的、大众的新文化;文化的社会功能和革命目标——反帝反封建,即服务于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伟大复兴,服务于人民解放和人民幸福。因此,这种文化的性质、特征和功能,概括起来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让人民获得幸福生活的思想武器和领导工具,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精神纽带,也是激发群众为自己获得新生活而奋斗的精神力量。尽管由于不同历史时期,党的具体革命任务和革命目标有所不同,人民群众对于文化需要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会有所变化,但其基本性质、特征和功能及其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始终没有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方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尤其是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更加多元,要求更高。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加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目标。同时也更加需要凝聚文化的力量,特别是发扬和凝聚红色文化的精神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进行红色文化研究和教育,包括红色音乐文化的研究和教育不变的主旋律,就是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加强党对红色文化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主体,坚持文化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服务的方针和目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的:一是文艺要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在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发挥重要作用;二是文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要热爱人民,并且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作品要经受人民的评价和检验;三是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文艺要自觉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使中国精神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

 

红色音乐文化的美学内涵与特征

 

红色音乐文化,除了具有一般音乐文化的美学内涵和特征外,无论在音乐的存在方式、情感体验、创作主体、审美鉴赏、社会功能等诸多方面都有其特殊性。尤其在音乐作品所承载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文化理念、审美意识、情感内涵,行为导向等方面,彰显出其特有的红色内涵。

 

一是红色音乐作品的题材和内容,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思想性,体现了音乐作为斗争武器的重要功能,这是红色音乐的首要标志。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音乐作品,旋律激昂高亢,充满着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激励着无数爱国人士、热血青年投身抗战的洪流,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这是用音乐做武器激励全国人民为取得抗日战争胜利而奋斗的典范,体现了音乐强大的文化动员功能。同时,在价值取向上,红色音乐文化作品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往往呈现出明确的工作任务的目标性和创作目的性。比如,川藏公路的修建是一部十分悲壮的革命建设史诗。川藏公路全长2400余公里,平均海拔3000米,建设条件十分艰苦。西南军区战士文工团在慰问筑路部队时,创作了《歌唱二郎山》这首歌曲,以歌颂、鼓舞战士们。至今,在四川二郞山川藏公路的起点,树立着一块镌刻有《歌唱二郞山》五线谱歌谱的石牌,上面写的歌词里,就明确写着“誓把那公路修到那西藏”,“解放军真坚强,下决心进西藏,保障那胜利巩固那国防。”事实上,相当数量的音乐作品直接产生于火热的战斗第一线,是鼓舞士气的战歌。

 

二是红色音乐作品的形式和风格,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大众化特点,以及强烈的多样性的地方音乐文化色彩。比如,很多红色音乐作品的艺术风格具有赣南、陕北、湖北等地方色彩,井冈山、闽南、延安、大别山等革命根据地,是红色音乐作品最集中的首发地,这说明红色音乐文化具有深厚而广泛的民族文化和革命传统基础,这是红色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十分重要的优势、特点。大量的革命歌谣、民歌、秧歌、地方剧,都吸收和融入了许多地方性的音乐元素。在音乐风格和审美情感的表达倾向等音乐文化心理上,更具有战斗性、鼓动性,甚至有的就是将政治动员内容改编为便于在战士和群众中传唱的歌曲、短小精悍的音乐剧等音乐作品。

 

三是红色音乐作品与审美对象的关系,具有显著的审美功能和教育功能的统一性。红色音乐,一方面,具有艺术应有的审美功能,在战斗的间隙,部队休整期间,给战士和群众带来欢乐,丰富了他们的精神生活,对调节紧张、疲惫的心理和生理状态,弥补物质生活的贫乏起到了积极作用。如在长征途中,在极其困苦的生活和战斗的环境中,红色音乐成为支撑和鼓舞革命战士重要的精神食粮和精神力量。另一方面,红色音乐文化承载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的教育功能,是教育群众、动员群众,激发群众斗志以及提高群众审美水平的重要载体和工具,并且由于其更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因此群众欣赏和创作的参与度特别高。延安时期的许多作品,产生了非常直接的教育效果。

 

四是创作主体和创作环境的特点,更贴近革命斗争实践。红色音乐文化的作者大多是部队的专业或业余音乐工作者,创作素材基本取材于现实斗争实践。如,延安大生产期间创作演出的秧歌剧《兄妹开荒》。作者身处战斗第一线,作品诞生于战火之中,满腔的革命激情和火热的斗争生活直接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比如,《淮海战役组歌》是在战火纷飞的淮海战役战场上诞生的一组经典革命歌曲,它伴随战役全过程,随着一个接一个的战斗任务,一首接一首的歌曲相继诞生,直接参与、服务战争。据统计,整个淮海战役期间,华东野战军文工一团仅创作歌曲就达40余首,平均不到两天就诞生一首新歌。当然,也有取材于革命历史题材的宏大音乐作品,较典型的就是诞生于革命胜利后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大型声乐作品合唱《长征组歌》等。

 

总之,红色音乐文化的历史贡献是多方面的,一是它是动员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二是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留下了大量的经典作品;三是激活了民族音乐、地方音乐的文化遗产。尤其是,红色音乐文化蕴含着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可以起到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责任担当、点燃革命激情、激发奋斗精神、歌颂英雄人物、传播先进典型、服务人民需要、团结教育群众等重要作用。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尽管这些作品产生年代的具体历史环境和战斗任务、工作目标,早已成为历史,但是,历史是不能忘记的,习近平强调,“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红色音乐文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感,作为一种文化积淀,具有现实意义,能够跨越时空。歌曲《我的祖国》是为电影《上甘岭》所写,对应的是抗美援朝的时代背景,但这并不妨碍其传唱至今。直到现在,很多人一听到这首歌,依然心潮澎湃、热泪盈眶。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歌曲本身的“红色基因”。因此,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最后,历史是最好的老师。面对未来,我们始终需要从历史中汲取精神文化的智慧和力量,以创造开拓新的生活。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研究、传播和进行红色音乐文化教育的政治和美学的意义所在。

 

红色音乐文化与音乐院校的立德树人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蔡元培先生说过,教育的本质在人格,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所以音乐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培养塑造新一代全面发展的健全人格、高尚人格。人格,从心理学意义上说,是知、情、意的统一,从哲学角度讲,理想的人格,是真、善、美的统一。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人格要求,是知、情、意和真、善、美的统一,包含了政治、道德、文化、专业能力、社会活动和体魄等各方面丰富内涵。

 

在音乐院校学生中进行红色音乐文化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红色音乐文化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红色文化的根本标志是它的政治性、思想性,通过红色音乐文化教育的途径,可以将革命传统教育同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品格教育有效地结合起来,最重要的是有益于坚定学生的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另一方面,红色音乐文化也是学生音乐专业教育的重要资源。许多红色音乐作品是中国近代民族音乐作品的典范和瑰宝,无论从中国音乐史、音乐理论教学角度看,还是从典型作品的教学分析看,都是民族音乐教育的宝贵资源和重要教材。有些作品,如交响乐《黄河颂》、《红旗颂》等,还是成功的中西结合的典型教学案例。放眼于未来,有效的红色音乐文化教育,将使我们的学生无论在音乐的创作和演出,还是在音乐教育领域,都能够出色地传承我们优秀的红色音乐文化传统,并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世界的音乐舞台上,可以更好地展示风采,影响世界。因此,开展切实有效的红色音乐文化教育,在音乐院校,不仅是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事,也是教学行政部门的事,更是全体师生的事,是学校履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一件大事。

 

具体地说,加强红色文化教育和熏陶,要着力完成三项任务,把音乐院校的学生培养塑造成为社会主义音乐事业接班人和专业领军人才。

 

第一,人格教育——红色音乐文化,蕴含着先辈的政治信仰、爱国情怀、道德境界和审美理想等人格内涵。所以,开展红色音乐文化教育,有利于从政治理想信念、爱国主义情怀、道德价值取向、高尚情感涵养、艺术创作和表演能力以及社会行为规范等方面全方位地对音乐院校的学生进行人格教育,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尤其是红色音乐文化的音乐剧、歌剧、戏剧、电影、交响乐等作品中,成功地塑造了诸多英雄模范人物。他们的人格形象和音乐形象,具有重要的人格教育和专业教育的示范效应。同时,那些作为红色音乐作品创作者的著名红色音乐家、人民音乐家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艺术追求、道德境界,本身也是杰出的人格楷模,必定会深刻地影响音乐院校学生的人格素养乃至人生道路。概括地讲,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真善美相统一的完整的全面发展的人。

 

第二,音乐美学教育——从音乐人才培养角度看,红色音乐文化蕴含着十分丰富的音乐人才专业教育和专业训练的音乐美学资源。一是红色音乐文化,彰显着先辈的信仰之美、崇高之美。有利于陶冶、涵养学生内心的崇高感,激发他们鉴赏和创作具有崇高美的作品,对于当前社会弘扬崇高精神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二是红色音乐文化反映了先辈正确的音乐创作道路。有利于学生学习他们热爱生活,坚持深入生活,善于从火热的生活中发现创作的题材和获得创作灵感,坚持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美学原则。同时,红色音乐文化蕴含着先辈们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和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有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专业精神和专业态度。三是红色音乐文化体现了先辈高尚的审美趣味和正确的群众美学观。他们尊重群众,学习群众。一方面,具有将群众中蕴藏的丰富音乐素材,加工提炼为音乐精品的专业自觉性。另一方面,在创作和表演中,又不忘记音乐工作者担负的宣传群众、引导群众和提高群众的专业使命。坚持正确的观众意识,既尊重群众的审美需求,又反对和抵制媚俗、低俗和庸俗。学生学习红色音乐文化,有利于从中感悟和培养高尚、高雅的审美趣味,防止和纠正社会上某些不良审美心理倾向。一句话,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合格的音乐领域的专业人才。

 

第三,社会实践教育——是进行社会实践、开展社会服务、培养学生公益精神、增强社会责任感的重要途径。学习研究和教育传播红色音乐文化,有益于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有益于传承我们党的革命精神和奋斗精神,发扬锐意进取的改革创新精神;有益于推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等。从历史经验看,红色音乐文化对净化社会文化生态,倡导人民群众积极健康的文化生活方式,引导群众形成高雅的审美情趣和社会审美心理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音乐特别是歌曲,是最易普及、流传的艺术样式,也是对群众的审美情趣和审美心理最易产生影响的艺术样式。

 

总之,提出所谓音乐院校立德树人的三重任务,就是强调要从多方面入手,把音乐院校的学生培养成为能继承红色传统、担当时代重任,德艺双馨、可堪大用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音乐事业接班人,成为弘扬红色文化的积极传播者和践行者。



【思想者小传】奚洁人 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音乐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名誉院长。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顾问、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首任常务副院长、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等职。著有《面向21世纪的领导创新》等著作20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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