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年1月18日 

作者：焦永利  来源：成都日报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成都作为超大特大城市，承担着城市现代化的国家试点示范任务，需要在探索超大特大城市转型发展新路径上率先突破，全面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加快构建现代化城市功能体系，持续升级核心功能，不断强化基本功能，创新打造特色功能，积极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城市表达和功能方案。

城市发展跃迁

是功能体系持续复杂化、高级化的过程

城市出现通常被认为是人类进入文明时期的标志之一，此后城市便成为人类集体进化的一种空间装置。城市最初出现是基于农业革命的能量积累与信息传递方式变化，产生了新的人居模式及其空间承载形态。从早期较小规模的城市，到中等城市、大城市乃至全球城市，每一步跃迁都基于相应的物质、能量、信息以及组织模式的演进，因而都是“涌现”之过程。

前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更多作为管理、交易、防卫等场所，自身内生性较弱，作为“消费性城市”，其价值很大程度上是对乡村和区域的管理、交换和服务职能。工业革命之后，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变革使得城市的内生性大大提升，规模经济水平、新的产业形态与流通方式、大规模人口集聚等构成了一整套新的功能运行体系，城市基本部门面对的空间和对象大大拓展，一些城市功能的影响范围广及全球。由此，城市体系的生态容量极大拓展，城市“物种”类别愈加多样，功能也趋于复杂化。此后，历经多次科技产业革命的影响，从工业化到信息化、智能化，城市各类新功能的叠加连缀使得城市从简单的功能形态发展为复杂巨系统，越来越具有生命体、有机体的属性特征。我们可以从几个维度观察城市功能的复杂化、高级化过程。

第一，从空间维度看，城市功能辐射范围从本地化拓展到区域化再到全球化。今天，若干高能级城市已经具有主导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成为人才、科技、资金、文化艺术、产品、数据的汇聚地和配置枢纽；第二，从类别维度看，城市功能从工业革命前的管理、居住、交易、简单手工业为主，到工业革命后以经济功能为主，历经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智能化等阶段，产业形态从简单机器工业到重化工业、精密制造、各类现代服务业，再到上世纪中后期兴起的电子信息技术运用、信息化，再到近年来兴起的数字化、智能化等各类新形态。由于产业前沿不断推移，城市的创新功能也愈加突出，城市作为科创中心、科学中心的功能持续加强。同时，随着人本观念的强化，休闲、娱乐、消费等各类生活服务功能也持续拓展；第三，从基础设施维度看，从简单的道路、水运到铁路、汽车、远洋航运，再到水陆空立体高速交通网络，从书信到电报、电话，再到无远弗届的互联网、物联网，城市的骨架与神经网络日趋发达；第四，从空间形态维度看，从单中心到多中心、组团式，再到网络化、都市圈化，近年来甚至有学者提出“星球城市”的概念；第五，从公共管理与服务维度看，从早期提供治安、秩序等基本服务到教育、医疗、环境、文化、艺术、体育等综合服务体系，“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向往正在更多变为现实。总体来看，重大技术变革和生产方式变革持续带来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变革，城市治理理念、治理模式、治理能力也持续提升。

中国式现代化

对城市功能体系提出新任务、新要求

党的二十大部署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任务。城市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引擎承担重要使命。其中，超大特大城市作为引擎中的引擎、龙头中的龙头，更需要积极承担国家使命，率先转变发展方式，系统贯彻新发展理念，升级现代化城市功能体系，支撑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

国家“十四五”规划对全国发展格局优化进行了系统部署，提出发展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形成疏密有致、分工协作、功能完善的城镇化空间格局；以促进城市群发展为抓手，形成“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优化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等城市群；依托辐射带动能力较强的中心城市，培育发展一批同城化程度高的现代化都市圈等。特别指出要优化提升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功能，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开发建设方式。增强全球资源配置、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功能等。坚持产城融合，完善郊区新城功能，实现多中心、组团式发展等。

上述战略部署意味着我国将构建一个与现代化目标相匹配的、更高级的城市有序结构与状态，表明城市群、都市圈将成为城镇化的主体空间形态，若干头部区域将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增长极和动力源，要求提升城市功能特别是超大特大城市功能的升级调整以及空间上的疏散重组。在此背景下，北京、上海、深圳等超大城市积极落实国家战略，正在探索形成涵盖“目标定位—功能体系—发展思路—实现路径”完整链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工作思路。

北京——围绕建设“四个中心”战略定位，加强支撑“四个中心”的功能建设，提出“四个服务”的工作思路，在实践中围绕实现“都”的功能布局“城”的发展，稳步推进核心区功能重组，以“城”的更高水平发展服务保障“都”的功能，做到服务保障能力同城市战略定位相适应、人口资源环境同城市战略定位相协调、城市布局同城市战略定位相一致。

上海——可以用“12345”进行描绘。“1”是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战略定位；“2”是站在两个大局的高度，打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3”是强化三大特征，即世界影响力的能级显著提升、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征充分彰显、国际大都市的风范更具魅力；“4”是强化四大功能，即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科技创新策源功能、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开放枢纽门户功能；“5”是建设“五个中心”，即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深圳——提出打造更具全球影响力的经济中心城市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在功能体系上强调加快建设全球领先的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和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消费中心、物流中心、金融中心。在发展路径方面强调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努力创造便利温馨高品质生活氛围。

以系统观念

构建和完善成都现代化城市功能体系

成都市委十四届二次全会提出了“奋力打造中国西部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美誉度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相应功能体系支撑。为此，成都市委明确了“四中心一枢纽一名城”功能定位，提出推进“三个做优做强”提升城市整体功能的思路。“三个做优做强”符合城市发展的演进规律，契合国家战略的内在要求，借鉴融合了国内外前沿城市发展经验，也体现成都自身的发展特色。在推进过程中，建议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坚持系统观念，优化功能组合。现代化城市功能体系是一个各类功能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系统，各类城市功能之间有着正向互促、负向抵消、资源竞合等复杂关系。建议结合成都自身历史与发展特点，强化城市功能体系理论研究，通过认真梳理各类功能的内涵、历史演变、要素需求、相互联系等内容，增进功能间的融合力，减少互斥力，实现整体功能的最优化。主要的着力方向是：增强核心功能。瞄准核心竞争力不断优化升级，代表国家参与全球和区域竞争合作，体现“国家队”能力水平；夯实基本功能，保持城市生产生活消费流通等基本功能运转，维持城市生命体体征健康稳定，定期开展城市体检，持续强身健体；突出特色功能。特色功能代表着城市的品位、格调与性格特点，是避免“千城一面”的重点内容，也是城市吸引力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在这方面，成都的“三城三都”建设有望成为“影响力”和“美誉度”的有力支撑。

开展城市研发，协同形式与功能。城市思想家芒福德将城市的基本功能总结为“磁体与容器”，基本可以对应城市的形式（空间格局、交通模式、建筑形态等）与功能。从城市发展史来看，城市的形式与功能之间存在很强的张力，城市功能不断叠加、替代和累积，同时也伴随空间形式形态的调整演化。每当底层技术发生变革，二者的磨合重塑就会上演，造就“重新发明城市”的历史机遇。当前，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历史时期，需要以“城市研发”的思维去推进城市形式与功能的协同进化。在这方面，我国具有制度优势，有条件更好统筹各方面利益和各维度工作。

更新发展理念，促进功能融合。如上所述，现代化城市功能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功能组合矩阵。“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大自然的启发是“杂然”和组合才能呈现更多的生命活力。推动城市作为生命体的进化，要求更新发展理念乃至时空观念。例如，生态空间只能是生态功能吗？其中的体育、露营等活动是否可以视作一种“量子叠加态”？工业用途空间只能是生产制造吗？深圳等地已经有了很多的混合用途实践。再将时间线延长，一个片区的更新频率是十年、二十年还是三十年、五十年更合理？未来变化加快，城市是否会在较短时间内变动从而成为某种形态的“变形城市”？在此过程中，哪些需要被认定具有文化价值，作为空间标本加以保护保留？这些都需要更新时空观来观察应对，从城市进化的动态视角进行观察思考。

（作者：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公共政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教授）